函调信是干什么的（什么叫函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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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的职责是什么？似乎谁都明白，是揭露罪犯的。然而，他的任务不仅在于此。有时，他还不得不从事完全相反的工作：为那些被误认为是罪犯的人恢复名誉。

这种案件往往在交法院审判前，就已经由侦查员作出定论，尔后再交检察长审查。常常还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有人由于侦查员的努力回到了好人的行列，而有人却因此坐上了被告席。

此外，常常还会揭露出一些诽谤者和无事生非者，他们总是极力制造混乱，尽量把水搅混，然后躲在暗处，藏身于证人之列……

在大量的这类事件中，有那么一起案件，其中出现了三个红发女人。这就使人联想到了柯南道尔惊险小说中的“红发会。”

红发会，讲述夏洛克·福尔摩斯从一份红发会的广告开始最后破获一个犯罪团伙的过程

春汛之后，五月的一天，从伊洛瓦河里捞上了一具女尸，尸体头上留有一撮红头发。负责审理这个“无名红发女公民”谋杀案的侦查员对这撮红头发仿佛着了迷。

很快查明，就在这具可怕的女尸被发现之前不久，伊洛瓦河下游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位同样长着红头发的妇女失踪了。

一名证人根据某种特征认出了这具尸体。他肯定地说，死者就是这个村里被人称为“商店里的卡季卡”的妇女。“卡季卡”的母亲和母亲的男朋友、以及当地农村消费合作社主任被认为有谋害之嫌。

这种怀疑的根据看来相当充分。失踪了的“卡季卡”的妹妹作证说。她似乎看见了姐姐是怎样被害的。

“死者”亡夫的姐姐也作证，她确认这是“卡季卡”的尸体，并说红发女尸手指上的戒指，是她在出事前不久送给“死者”的；最后，还有一个沾满血迹的枕头套，据说是在出事地点找到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整套“间接罪证”总算是凑齐了。但嫌疑人矢口否认有罪。

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正式查明，“商店里的卡季卡”原来还活着，身体也好好的，而且还在那么一家商店里工作，只是不在伊洛瓦河下游，而是在遥远的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城市里。

查明这点可真不容易。原来，她已经在当地结了婚，而且改用了丈夫的姓。

“事情是这样。”她说，“当别人到处找我时，我确实是‘突然失踪了’，但是我上哪儿去，为什么要走，有谁管得着呢？”

况且，当“卡季卡”得知自己的母亲被人怀疑有谋害女儿的嫌疑后，曾毫不客气地以讥讽的口吻给村苏维埃写了一封信，说她活着，没有人杀害她。

但是，不知是村苏维埃还是民警局的某位同志认为，这封信只不过是嫌疑人耍弄的拙劣把戏，因此未将来信告诉侦查员，而把它压在自己的案卷里了。

尽管晚了一些，但总算为嫌疑人完全平了反。所有“揭发”材料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推翻了。那一系列站不住脚的，“间接罪证”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内在联系的事实，有的是臆测，有的简直是捏造。

“卡季卡”的妹妹此时已长大成人，她哭着承认自己撒了谎，说是她婶婶教她这样做的。她根本没看见母亲的男朋友是怎样开枪打死姐姐的，也没见到他是如何用小雪橇把“死者”往河边拉的。

奇怪的是，那位婶婶仍然坚持原来的证词，甚至拒不承认伏尔加河畔那座城市里的那个妇女是她的侄女。不但如此，她还把侦查员领到墓地，看她侄女的“坟墓”。

在一个坟墓的十字架上，白底黑字刻着她侄女的姓名以及“死亡”日期。

“可您还说那个女人是她！”罪行“目击者”死不承认自己撒了谎……

不管怎样，那些被怀疑的人都得到了甄别。但这绝不能说明案子已经了结，相反，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检察长要求尽快缉拿杀害红发女人的凶犯。

然而，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必须查清死者的身份。《罗马法》七要素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求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要素也是每个法律工作者在大学时代就已熟悉的。

自古以来，历代破案者都知道，在被害者身份尚未弄清楚之前，就将凶手捉拿归案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侦查员博格丹·雅罗斯拉夫·布里亚奇斯拉夫在前任犯了种种错误之后，接手承办这个案件。

经过努力，他为无辜的人平了反，他完全可以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并把此案送地方侦查员办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把案子留给了自己。虽然伊洛瓦河下游的这个“无名红发女公民”谋杀案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他还是决定亲自回答“罗马公式”的七个问题。

布里亚奇斯拉夫原是加里宁市“五一”工厂的一名旋工，最初是侦查员的义务助手，然后转为检察院的干部。完成政法学院的学业后，他又成为直属俄罗斯联邦检察长领导的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

他侦破了一系列情节惊险、复杂的案件，并由于侦破这些案件受到了高度评价，获得了两枚勋章。

接办这个疑难案件后，布里亚奇斯拉夫首先深入研究了几个区“失踪人员”的有关材料，伊洛瓦河下游的那件惨案的作案现场可能就在这些地区。

村苏维埃对于“失踪人员”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每个公民有权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他们只能提供一些非常不确切的情况，例如，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如今，人们大多涌向远方或邻近的城市。特别是经常去建筑工地。妇女出嫁后即改用丈夫的姓。迁移的、服兵役的、以及到外地出差的都照章有登记。

但侦查员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这些“失踪的人”，而是妇女，首先是红发女人。

“你们这里，红头发的人多吗？”侦查员在某个区执委会进行调查时，向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问道。

姑娘瞪大眼睛看了他一眼，立即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要统计吗？”

布里亚奇斯拉夫也笑了，因为他发现，同他谈话的这位姑娘就长着一头红发……

不过，他对红色感兴趣不是没有道理的：查明失踪妇女头发的颜色，可以大大缩小调查的范围，而这些调查对象都可能帮助他解开死者究竟是“谁”这个谜。

在翻阅上述几个区最近几年失踪的妇女材料时，有关寻找诺沃尼古拉耶夫村女庄员格丽克里娅：阿纳斯塔西娅的案卷材料引起了布里亚奇斯拉夫的注意。

这不仅仅因为她是红头发。不管她是金发女郎，还是黑发女郎，不经仔细研究，他是不会轻意放过这些材料的。

因为布里亚奇斯拉夫必须检查一下，看看每个这种性质的案件是否有根据作为无头案而束之高阁。何况，本案中还有红发……

这时，他的眼前展现了又一个惨案的情景，它发生在几年前，令人惊奇的是，直到他发现这份材料时，还没有破案。

一个雾蒙蒙的冬天早晨，阿加丰·费奥菲拉克特把有病的妻子格丽克里娅送往州中心医院，但是……他在半路上就把她杀害了。

费奥菲拉克特想焚尸扬灰，但未能做到，就把尸体扔进伊洛瓦河的冰窟窿里了。

对费奥菲拉克特的流言蜚语接踵而来：“凶手不是他还是谁呢？”一些闲得无聊的人在他背后造谣说：“我们是知道的，他不爱他的妻子…”

那些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跟着他们鹦鹉学舌，并按自己的想象为这些恶毒的谣言添枝加叶。

当地方当局开始过问这件事时（不会没有匿名信），费奥菲拉克特说，他妻子患了肺结核，他确实把她送进了州医院，没多久她就死在那里，而且没有他在场即就地埋葬了。

口供似乎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费奥菲拉克特的确从农庄借了马，以便把病妻拉到车站，乘火车去州中心。“是这样，”农庄饲马员证实道，“我确是一直把他们送到了火车跟前……”

费奥菲拉克特的女邻居也证明，他离家时曾请她照看一下他的女儿们，并求她在赶牛群回家时顺便把他的乳牛也赶回来。

当女邻居傍晚在家里遇到费奥菲拉克特的时候，她确实感到很意外。他对她说，已把妻子送进了医院，他是碰巧搭上了顺路的车才赶回来的。

这一细节正好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医院寄来的正式函件也给这一谣言加了温。医院在答复格丽克里娅亲属的询问时说，未曾有人送什么格丽克里娅到医院来，而且也没有把她在当地埋掉……

但是，由于没有掌握直接材料，所以没有对费奥菲拉克特追究责任。这就和侦查中出现的所谓无尸杀人案一样，间接证据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费奥菲拉克特就这样，一直处在被“怀疑”的地位。许多同村人故意不同他打招呼，并故意对这个未被揭发出来的“凶手”的不幸的女儿们表示同情。

人们都躲着他。他孑然一身，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重负，压得他直不起腰来。

费奥菲拉克特对布里亚奇斯拉夫重复了几年前说过的那些话。如果不说是一字不差的，那么至少也是极其详细地向侦查员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他甚至还描述了他把格丽克里娅送进的那家结核病分院的门是什么样子的。

“我应该怎么办，我考虑了好久。”布里亚奇斯拉夫后来介绍说。“怎样才能证实或者否定费奥菲拉克特的话？两者都要回答。不应该给无罪的人安加罪名，更不该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就是有罪必究的原则。”

侦查员首先向坦坡夫州中心所有医院发了函调信。他并未抱太大的希望，但指望那里会提供点什么新情况。复信果然来了，信中说格丽克里娅没到他们那里去过，医院里没有她的死亡记录。

“好吧，我们去吧。”侦查员对奉召前来的费奥菲拉克特说。

“去牢房吗？去就去吧。”他脸色苍白地说，“只是叫人有点不明不白，侦查员同志……”

“为什么要说去监狱呢？”布里亚奇斯拉夫问。“我们用不着到那里去。眼下，无论如何得……”

简而言之，组成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调查组，除了“嫌疑人”外，还有了解这一案件的州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阿加丰·伊利奥多尔·维亚切斯拉夫。

……把马交给农庄饲马员后，调查组成员在博戈雅夫连斯克站停了下来，格丽克里娅好像在该站的医疗所打过什么针。

很幸运，这里保存着过去的患者登记册，翻阅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所需要的记录，格丽克里娅的确在这里作过注射。

“您说的是实话，费奥菲拉克特同志。”维亚切斯拉夫说这句话时，特别强调了“同志”两个字。

“那么以后您又做了些什么呢？”布里亚奇斯拉夫问。

“登上开往米丘林斯克的火车，以便换乘……”

“那么好吧，我们也到那里去吧。”侦查员说。

预先已经通知米丘林斯克医疗站准备好病历档案了。档案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不找到它们，就会推说费奥菲拉克特没到这里来过。

他们三人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走进米丘林斯克车站的医疗站，但是他们遗憾地得知，该站没有保存过去的病历卡。

找到了一本那一年的火车运行时刻表。的确，从博戈雅夫连斯克来的火车到站时间，与开往坦坡夫的火车发车时间大致可以衔接得上。这就是说，费奥菲拉克特说在这里转车是可能的。但只是……

下一站是坦坡夫。可这里车站的医疗所也没有保存前几年的挂号登记薄，因为已经过去五年多了。

“到医院去。”布里亚奇斯拉夫吩附道。

“去哪个医院？”司机问，“我们这里有三家医院……”第一，二两家医院都设有结核病分院，另一家是为军人服务的……

“没有到这儿来过。”费奥菲拉克特忧郁地说。

在第三家医院……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接收过阿纳斯塔西娅这么一个病人。

费奥菲拉克特看了看通往结核病分院的那扇门，心情非常激动，几乎是叫着说：

“我是把阿纳斯塔西娅送到这里来的！”

“我们这里只有男住院部。”存衣室的服务员得知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女病人，便说了这么一句使他们灰心的话。

“你胡扯些什么。”一个病人说，“前几年也有女住院部。”

这一天不知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使调查组的三个成员激动不已的事了。

他们召集了全体医务人员，布里亚奇斯拉夫注视着费奥菲拉克特的举止，只见他两眼直盯着一个神色惊慌的女护士。其他人站在那好像都很平静，而她的脸上却红一块紫一块的。

“侦查员同志。”费奥菲拉克特突然惊起来，“她，真的，是她，我把阿纳斯塔西娅留给她了。”

那个女护士听了这些话脸都发紫了，并且歇斯底里地狂叫道：

“我们什么样的阿纳斯塔西娅也没收过！”

照例送来了过去的就诊人员登记薄，当人们看到这些弄得很皱的薄子时，接待室里的气氛更紧张了。

看来，布里亚奇斯拉夫的激动程度并不亚于别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心情流露出来，他故意慢慢地翻阅着陈旧发黄的纸张，顺便继续注意费奥菲拉克特的举动。

费奥菲拉克特站在那里，好像冻僵了。只有他那颤抖着的手指可以证明他此时的心情。“他好像马上就要晕倒了，”布里亚奇斯拉夫不由自主地想着。

“有了！”布里亚奇斯拉夫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着那几行字，上面写着某月某日，即“被怀疑的人”说的日期，格丽克里娅被送进了医院，但不是姓阿纳斯塔西娅，而是姓阿纳斯达西娅。也是从诺沃尼古拉耶夫村来的。

布里亚奇斯拉夫把这几行字大声地念了两遍。

“听懂了吗？”侦查员对女护士说，她刚刚还在对费奥菲拉克特的话进行强辩呢。

她低下头去，不作声了……

意想不到的是，费奥菲拉克特突然跪倒在地，抱着布里亚奇斯拉夫的腿，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在哭诉着什么，把侦查员称作救命恩人。

然而，当时医院究竟为什么要信口雌黄，不如实作出回答呢？布里亚奇斯拉夫一找到关于阿纳斯塔西娅的记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由于粗心大意，登记病人姓名的时候出现了笔误。

只是一字之差，可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给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啊！五年来不应有的耻辱和诽谤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这都是因为粗心的护士把“莫”字写成了“沃”字。而五年之后，一个官僚给诺沃尼古拉耶夫村写了回信，并让民事登记处的另一个官僚在证明上盖了印，证明没有阿纳斯塔西娅的死亡记录。

要不是这些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而是一个正派人在那里办事的话，他就会发现，虽然登记薄里没有阿纳斯塔西娅这个人。

但有一个从诺沃尼古拉耶夫村来的阿纳斯达西娅，而函调信正是从那里发来的。同样，民事登记处的“活动家”也应当这样做。

不幸也就在于此，那些浅薄的官僚主义者在我们的机关里还没有绝迹。……另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写错字的人究竟是谁？

布里亚奇斯拉夫已打算在自己的侦查行动计划里列入一个新的项目。他想请指纹专家帮忙鉴定一下，是谁把字写错的。

但是为了更快一点弄清楚，他还是决定先询问一下那位不客气的、神经质的女护士，是不是她写错的。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她低声说：“是的，是我弄错的……”

“这就对了。”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满意地说。

“这要看怎么说了。”侦查员纠正说。

总之，对费奥菲拉克特说来，一切都已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不难设想，那些对他肆意诽谤了好几年的同村人现在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互不念旧恶的心理将会对此起到应有的作用。常言说得好，时间是最好的医师……

检察长对调查过程甚表满意，他先对侦查员尽心尽职的工作给予了表扬，然后又提出了几个月前就提过的那个问题：

“那么这个红发女人到底是谁呢？究竟是谁杀害她的呢？”

“谁？”这个问题几个月来一直缠绕在布里亚奇斯拉夫的心头，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从未产生过打删节号的念头……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他不喜欢平淡的结局。这些案件如同芒刺在背，使人平静不下来。

他需要研究这几个出走的人的调查结果，准确地说，既要研究那些下落不明、查无音信的人。也要研究那些尚未破案，但由于各种理由终止侦查或者暂时停止侦查的案件……

要求对每一份文件都进行仔细研究并提出批评性的看法。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他终于查到了一个被判处了十年徒刑、名叫伊贾斯拉夫的盗窃犯，杀死了肉类联合企业女工、他过去的相好阿格里平娜，原因是她曾扬言要向当局告发他的罪行，以此对他的变心进行报复。

好像一切都清楚了。但是，使布里亚奇斯拉夫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案件的情节，而且还有其中的某些细节。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伊贾斯拉夫杀人后把尸体扔进了河里，而且在扔尸体之前，为了不让尸体浮起来，在受害者脖子上拴了一袋煤。

而这具从伊洛瓦河打捞起来的无名红发女尸观察记录上也提到有一袋煤。只是这袋煤不是系在死者脖子上，而是绑在腿上……两个女人都是被手枪打死的……

布里亚奇斯拉夫赶到了两具尸体的发现地点，并查明，两个出事地点相距仅两百米。

布里亚奇斯拉夫开始寻找见证人，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这具无名红发女尸身世的线索。线索终于找到了。原来，被害的阿格里平娜有个要好的女友瓦西里萨，目前也下落不明。

布里亚奇斯拉夫查明，她同样了解盗窃犯伊贾斯拉夫的罪行，并知道阿格里平娜打算揭发他。她确信阿格里平娜是被伊贾斯拉夫杀死的，并准备告发这件事。

“她的外貌怎么样？头发什么颜色？”

“红头发。”证人回答说……

间接证据已经足以对伊贾斯拉夫重新提起公诉，但这一次是两条人命。第一次审讯，伊贾斯拉夫就全部承认了。

至此，“无名红发女公民”谋杀案中有关《罗马法》七要素的所有问题全部得到了回答。

文章内容转载自《“幽灵”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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